陈学礼:所以就又重新回到你们最先的提问。纪录片是一个概念,民族志电影也是一个概念,纪录片没有唯一的形式,民族志电影也没有唯一的形式。但现在的环境给大家看的就几乎只有唯一的形式,所以这是目前大家看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时面临的一个比较局限的地方。拿纪录片来说,如果说拍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拍得像诗一样,是一种可能;有一个人一直在讲话是一种形式;像我最早拍的德国老师教的纪录片,只在旁边观察,不做任何介入也是一种方式;后来我自己慢慢从中解脱出来,把自己带到影片里进行拍摄,这也是一个可能……所以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的形式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多样形式的可能性再加上人的不同性,民族志电影的活力和实验性就正好可以展现出来。从古时“退治妖怪”的传说到战后与战争创伤和对科技反思结合的“哥斯拉”,灾难一直是日本民族集体记忆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社会面对灾难时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则构成了贯穿日本国家叙事的一个恒常主题。在动漫作品中,也从来不乏处理社会和灾难关系的作品:从《铁臂阿童木》到《幽灵公主》,都浸润着对人类、技术和自然辩证共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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